旨酒祭师魂

——回忆我的语文老师吴力云

胡光曙

 

1992年清明节，我们在县城工作的十多个老同学，齐齐相约，专程去给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吴力云先生扫墓。一行人相携来到吴师墓前，拨开萋萋荒草，献上花圈，奠过旨酒，漫忆当年往事使吴先生老家的村里人特别好奇，也非常感叹：吴先生去世这么多年了，他的学生还没忘记他啊！

吴力云先生的确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使人怀念。
      

1956年下学期，隆回开始兴办高级中学。当时隆回一中招收了高一、高二两班新生，我们读的就是第一届。学校初办，大家最关心的是师资。一入校就到处打听：安排些什么样的老师来教我们的课啊？终于知道了语文老师吴丽云，原以为是一位女老师，待见了面，原来不是。他中等的个头，瘦瘦的身材，额头上已经出现皱纹，比起他三十几岁的年纪要显得苍老些。他举止斯文，讲起话来细声细气，脸上漾动着女性的谦和慈蔼，使同学们一见面就感到了亲切。
      

吴先生的讲课旁征博引，谈笑风生。他虽声音很小，却每句话都能让人听得清清楚楚，因为他上课时教室里静得出奇。同学们对语文课的兴趣空前高涨，每因课时苦短，引为憾事。
      

这一年，适逢教材作了重大改革，语文分成文学和汉语两门，份量和深度均较以前大大增加了，高中一、二年级全部教授古典文学，课文编排则按时代顺序，从《诗经》、《楚辞》学起。由于原来初中基础薄弱，学起来难度很大。好在吴老师把课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使人易于接受，加上早晚认真辅导。回忆我在那时，除上课外，他还鼓励我配合课文的进展自习其他篇章，不懂处，凡经提出的，也是细心讲解，从不厌烦，为我以后打下了一点古典文学的基础。吴师是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人。虽然性格内向，鲜明的感情却常常溢于言表，讲课也是如此。记得他讲授归有光《项脊轩志》一文时，感情非常的投入，读至“娘以指扣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已是声哽喉咽；及至“语未毕，余泣，妪亦泣”处，竟见泪眼晶莹；待到结尾处“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讲解的声音也就是细若游丝，且愈来愈小，最后做着“如盖”的手势，久久地，一动不动，空气好像为之凝固。四十年过去了，当日课堂情景，至今在我的心里烙下深深的印痕。
      

正当我们为有这么一位语文老师而庆幸时，好景不长。一场席卷祖国大地，给知识分子带来灾难的风暴来到了。运动之处，先是号召“大鸣大放，帮助整改”。正直憨厚的吴力云先生积极响应，中了“阳谋”。记得他写的大字报里，一首打油诗有句云：“八百师与生，无处把腰伸。”盖因当时隆回一中校园面积太窄，师生活动范围狭小，上个体育课都很困难。吴师意在建议拓宽校域，改变现状。这本是说的大实话，大家都很赞成。不想很快遭到批判：“中国人民只有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才无法伸腰；现在是新中国，人民早已当家做主，谁的腰杆子不是伸的直直的！这是对新社会的最大污蔑，是射向党的一支暗箭，何其毒也！何其毒也！”这一上纲，人人噤若寒蝉，谁敢分辨？吴师在劫难逃，理所当然地被划分为右派分子。
      

学校的气氛紧张起来，反击右派进攻的斗争步步升级，范围也扩大了，凡有“右派言论”，一并受到批判。其实我们在校门过道出办了一个墙报，叫做《芒刊》，由我担任主编。这个刊物以它文章的质量和编辑的认真而在校内外颇有影响，每当出刊之日，县委机关干部在晚餐后亦三五成群，前来观看。当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精神的感召下，我就自作主张，采访了校长陈涛云先生，并在《芒刊》醒目处发表了题为《陈校长答本刊记者问》的文章，不想其中也被发现了“与右派分子遥相呼应”的“右派言论”，我这主编兼作者也理所当然地将受到追查了。那时中学生虽不“反右”，但一经批判，这可不是好事。我也紧张起来。惴惴不安，过了好些日子，此事竟然烟消云散。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吴力云老师挺身而出，一口承担了责任。他说：“芒刊之事，是我的主意，教他们这么做的，与胡光曙无关！”在那样的环境里，那样的形势下，当事人把责任推给别人，甚至无中生有地陷害别人，以使自己“立功赎罪”，求得“过关！”，尚且惟恐不及，像吴师这样为了保护无辜的学生，宁肯把罪过揽在自己身上的行为，真是令人由衷钦佩。在这里，显出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和品格！四十年来，每常忆念至此，我激动的心情，仍然不减当时。

吴师后来就被清出教师队伍，遣返回家劳动改造了。他的老家在邵阳县黄亭市附近，土屋数间，座落数间，座落在阡陌田畴之间，略加收拾，尚可栖身。生产队里，四邻八舍待他亦好，所得劳动工分报酬，虽然极低，但他有弟妹多人，均在工作岗位，每月轮流给他寄几块钱，接济生活。师母邓湘莲，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式的乡村女性，对丈夫体贴至极，二人过着相依为命的日子。
      

吴师是抱着真诚认罪的态度来改造自已，争取早日回教师队伍的，生产队里见他体力衰弱，就分派他看牛。他对这工作极其认真负责，每日天刚蒙蒙发亮，就牵牛出门放牧——让牛吃露水草了。他随身总是带着三样东西：一条牛鞭；一把柴刀（用来顺便割些青草，带回家来晚上喂牛）；一本书（当然是毛主席著作）。牛身起了虱子，他要用牛篦细心地清除；牛尾巴的毛乱了，要用梳子把它梳理清楚；夜间也要好几次起身照看耕牛。生产队有一条病牛，业已瘦骨嶙峋，奄奄一息，吴师主动要来喂养。在他的精心照料下，不出半年，即已膘肥体健，重新下田拉犁背耙了。因此，他受到了生产大队的好评。他与周围的关系日益融洽，群众要写个应用文，写个家信什么的都来找他，并不怎么把他当个“敌人”看待了。吴师这时想的也是早日摘除“右派”帽子，对前途仍然充满了希望。
      

1977年，“四人帮”已经粉碎，革命、生产抓得热火朝天。各地文艺宣传队伍搞层层汇演，为“农业学大寨”运动加油鼓劲。这时，生产大队决定让吴力云先生编个节目。吴师满腔热忱，立即编了一出小戏，内容是表扬一个大队支部书记，过生日时不兴请客送礼提倡破旧立新办喜事的。这出小戏取材真实，写得很有生活气息，演出时大受欢迎，参加公社汇演，又被评选为赴区参加汇演的优秀节目。不料乐极生悲，在区里汇演时竟出了岔子。有一位“革命警惕性”很高的领导看出了这出小戏里隐藏着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公社哪敢怠慢，立即追查到了它的作者，原来是一个“并不死心的阶级敌人——右派分子”呢！立即着民兵将吴师押去人民公社，命令他进行反省、交待，听候处理。
      

吴力云先生这一下犹如掉进了冰窖！现实使他心中的希望之光顿时熄灭，他彻底地绝望了！他本是谨小慎微、气量不大之人，从此惊吓成病，怎么也想不开了。虽然放回家后，前来问病的亲戚和邻居百般开导，他只是不吃、不喝，亦拒绝医生看病。此时，师母已经故去三年。吴师孑然一身，茫茫四顾，断断续续向看望他的弟妹们说：“你们都在国家工作岗位上，为革命效力，是我不好，给你们脸上抹了黑了！我还有何面目见人呢！”其言辞之悲戚，尤为听者所不忍闻。
      

1978年2月，吴师与世长辞，享年59岁。众所周知，此后不久，全国“右派”均得到改正，紧接着便落实了有关政策。吴力云先生朝朝暮暮盼着的这一天终于到来。可是，他已看不见了。
      

吴力云原名吴丽云，想是取其云锦绚丽的寓意吧？庚申六月，他生于一个书香门弟之家。兄弟五人，先生其仲。日本投降前后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教学工作。先在东北中学，1949年去隆回二中，1953年调至隆回一中。先生来去空空，身后只余一女，学名萍球，乳名小婢子。屈指算来，小婢子今亦近知命之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