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隆回一中的学生生活

禹喜华
      

一

 

1957年夏天，我小学毕业，参加了应届中考。在考试结束后，考生们都忐忑不安等待着命运的判决。以当时形势来说，在解放不久的新中国，连初小都未普及、城乡各地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的状况下，哪家如能出一个中学生确属不容易，尤其是能考入位于桃花坪东的县重点中学——隆回县第一中学的更是凤毛麟角，有的考生是连读几届复读仍在孜孜以求。所以在等待通知的日子里，家长和考生们都很紧张，惴惴不安的等待着命运的判决。
      

但我们家却很平静，我照常和母亲早出晚归到地里干活。因为我心里很坦然，一方面是对我自己考试成绩有一定的自信心，更主要是觉得无所谓，考上了就去读书，考不上就去当学徒，努力学个什么手艺挣钱，好早点帮助父母养家。当接到期盼已久的通知书时，我用手一摸、薄薄的，我心里就有底——我考上了。因为前几届考过的同学告诉过我，如果那张通知单里是薄薄的，那是好事，那里只有一张录取通知单——是通知你什么时候报名上学。如果是厚厚的一叠那就惨了，那里面是给你做思想工作。当时我们三合街有十多个考中学的，但录取的只有我和木匠铺复读的往届生陈富莲。
      

二

开学了，我兴冲冲的到学校去报名。在教导处门口的大红榜上，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办完手续后到班上一看，哟，全都是和我年龄差不多，原来学校按年龄分班，我和一帮都还戴红领巾的“豆子鬼”组成了31班。没多久，这种分班方法的优点和缺点很快都显露出来了，纪律反映最快，最好的是29班，最差的自然是31班，老师们一提起31班就摇头，都很有点怕到31班去讲课。但当邵阳地区教育局组织的全地区重点中学统考时，成绩却出乎大家意料，31班最好，29班最差。以班平均成绩来算，31班还为学校在全县和全地区争了光。这一来，学校和老师们的看法不再一边倒了，也有老师帮31班说好话了。

不管校方和老师们怎么议论，我们31班的同学们仍然按我们自己的方法和规律在学海中探索，学习成绩是迅速的整体上升，其他两个班望尘莫及，但纪律状况依然进步不大。按说当时大多数同学都还在带红领巾的年龄段，学校从高三班给我们派了一个姓周的女同学来当辅导员。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全班集体拒绝带红领巾，不参加她组织的任何活动,理由是我们都已是中学生，不再是小学校的小娃娃，不要别人用这种方法来管我们。
      

在这期间，国家发生了对整个社会和中国现代史都影响重大的反右派运动。在那种政治气氛下，我们学校也不能避免。记得有一天早晨，我们到校时惊奇的发现，校办公楼附近到处挂满打倒右派分子黄宗湘的巨幅标语和大字报。黄宗湘是学校一名老教师，课讲得好，给我们讲过语文课，怎么会是右派？这个问题，我们还没议论清楚，几天后又挂出打倒大右派分子陈正午的大字报和标语。这使我们都深感愕然，陈正午是学校教导主任，是我们班陈庸之同学的父亲，是学校一位威信高很敬业的校领导。
      

陈庸之同学本是位性情温和、聪明好学、成绩优异的好同学，自从他父亲被打成右派后，从此沉默寡言。他高中毕业后下放到白里，多年后历经坎坷，才被安排到县粮食局工作，现已在粮食局办公室主任的岗位上退休。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很少的几次返家探亲时，想不到的是，在从双井村岳父家返回街上的途中，有好几次竟偶遇从白里收工后回家的陈庸之，这也可能是我俩之间命运中的缘份。老同学相见，每次都使我喜出望外，交谈相洽甚欢，我们谈过去，谈现在，更多的是谈原31班同学们的去向和经历，每次我都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同学的信息。
      

三

为了加强对31班的领导，在新学期，学校采取了两项强力措施，一是派了一位年轻的女数学老师陈平担任班主任，陈老师是新化人，虽说是个年轻女性，但泼辣能干、责任心强。二是从29班派了三个大同学来担任班上干部，接管了31班的领导班子。罗明德同学担任团支部书记，钱录长同学当班长，而另一个女同学肖侣妹担任劳动委员。对于学校的举措，相当多的同学却不领情。

学校每期都要举行班级篮球赛。虽说我们班在班内有时也闹矛盾，对外却出奇的团结，出奇的一致，但只要一说到篮球比赛，大家就泄气了。因为那两个班都人高马大、年纪大、力气也大，所以凡是班级比赛，我们从来都是倒数第一。但这一次比赛，陈老师和几个班干部都动足了脑筋，鼓动大家不要泄气，一定争取要赢，而且很可能会赢。一听这话，大家就都来了点劲。陈老师给大家分析∶一是我们从未赢过，他们两个班都一直看不起我们，骄兵必败；二是罗明德和钱录长他俩原来是29班的主力，现在到我们班，增强了我们的实力，尤其是我们过去高度不够的实力，反过来又减弱了29班的实力。三是个字小也有个子小的优势，我们速度快、高度低、传球高度也可以低一些，他们可能不会防我们这一招。并且篮下增加了钱、罗的高度，篮板球就不一定都是他们的天下，然后再充分发挥唐哲卿和张碑生投篮准确的优势，我们赢球的可能性不是大大的增加了吗？四是发挥我们31班心齐劲足的优良传统，比赛全班都上，其他人都去当啦啦队，喊也要把他们俩个班喊垮。听陈老师这么分析，全班的劲都鼓起来了。场场全班上，上场的按研究的新战术灵活的打，场下啦啦队的助威声一浪高过一浪，果然给29班来了个措手不及，开始满不在乎、洋洋得意的大个子竟把比分输给了小弟弟。后来一鼓作气又接着拼掉了30班。小不点班竞破天荒取得了篮球冠军，全班同学别提多高兴了，这在全校引起了轰动。自此31班基本走上了正轨，在教学和学校的各项活动中以自己的特色和活力，逐步树立起了应有的尊严和威信。
      

在我们班发生变化的这段时间，我们国家正开始一场巨大的变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正在神州大地逐步展开。我们学校也不可避免的卷入进“大发烧”的大炼钢铁的政治、经济运动中去。早在1958年的上半年，除部分高中班抽到涟源参加钢铁会战外，全校都投入到开办北山农场的垦荒造地运动，历时好几个月，但唯一把我们31班留校看家。因为确实太小，平均十三岁多的一帮小孩能开什么荒？但留校实际也不轻松。首先是要把全校所有的环境卫生打扫干净，包括所有教室的内外墙都用石灰水刷白（石灰是高中部学生自己烧的，烧石灰的煤是我们到北山煤矿挑的），甚至厕所的底层都用石灰重新填过，同学们的双手都被石灰烧烂了。好不容易干完了，全班又被派到西冲县园艺场进行点火烧荒，开挖坡地，然后栽种全县第一批无核蜜桔苗。
      

1958年秋季，我们升为二年级，下面又有了四个班的小学弟，这意味着31班并不是全校最小的班了，要和其他班承担一样的生产劳动任务了。表姐春玉也进了一中，她在初三十二班。随着普及了“组织军事化、生活战斗化、行动集体化”的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在神州大地卷起更加猛烈的大跃进狂飚时，全县六个中学几千名师生都被组织起来，奔赴为钢铁元帅升帐而开路的第一线——到周旺铺铁炉冲修公路。据说是要把那里面的煤和铁矿石运出来为1070万吨钢做贡献。我那时候不到14岁，也和其他同学一样，一根小竹扁担，一头挑着锄头、畚箕，一头挑着一个小行李卷。高中部和30班、29班都承担了修路基的任务，而我们班则和初一年级的四个班，承担着从山上捡石子送到路基边的任务，近处的捡完了，就得上山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到后来要去挖和掏了。
      

天气逐渐越来越凉，尤其是清晨，薄薄的晨雾遮盖着我们宿营的山村，浓重的露水和白白的秋霜打压着路边的山菊和野草，它们又打湿我们的畚箕、裤脚和布鞋，再沾上路边踏起的灰尘，很快，鞋子和裤脚都是厚厚一层湿泥糊糊。更难受的是那田埂边和小溪里冰冷刺骨的山水，每当洗脸时都要打好几个冷战，但是那么多人，那能有热水洗脸呢？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半大小孩就这样经受着大跃进的洗礼，年近6旬的张局老师也和我们同样的洗冷水、出工干活。当然，也有令人高兴的事，每个星期左右要打一次牙祭，每人一小碗腊肉和一大钵饭。 
      

从周旺铺回来没多久，县里决定，还集中几所中学，到滩头修公路，为钢铁元帅升帐继续当好开路先锋。这次是在滩头的白若，行程比周旺还要远，清晨出发路过老虎坳的时候，碰上了双井的乡亲们在修桃花坪街上到阴山铺的路，远远的看见舅母和贞爱表姐在人群里，打声招呼就匆匆跟队走了。确实是工农兵学商，全民齐动员，到处都是大修公路、大炼钢铁的人流。
      

在白若修路，从内心里说，大家的心态和劲头都不如在周旺铺，再没有上次那股激情和干劲，再加上天气越来越寒冷，山沟里又很偏僻，整个工程进度都不快。我们班也和其他班一样分了一段任务，劳动强度要比上次大多了。好在只干了二十来天，县里就通知各学校收兵回校。

在1959年到1961年上半年这三年期间，我们分别到过南山公社的小水铺；雨山公社的九龙、双冲、白毛、洪庄等大队；资江河南的兴隆大队等地方参加“双抢”等劳动。扯秧、插秧、车水、割禾、打禾等农活我都是在这三年的下乡“双抢”中学会的。说学那是好听的，实际不会也得干，在干中学。劳动强度都很大，虽然大多是些十五、六岁的大孩子，但生产队却把我们当壮劳力来安排任务。也难怪，他们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么些不记工分、不要报酬的劳动力，自然是要用足用够，所以我们确实很累，半夜就要起床去扯秧或车水，等天亮前要把秧扯好，天亮后，回去吃饭，饭后就去插秧要一直插到中午才回去吃饭。中午休息时间稍长一些到下午3时左右就又去插秧或割禾，晚饭后有时还要去扯秧，经常晚上睡眼惺忪就被叫起来去干。
      

1959年秋天，虽然大跃进已近尾声，全国性的大饥荒已露端倪，但我们仍然还去干了一个月真正的大炼钢铁。那是几个班一批的轮流去干，在滩头双江桥铁厂。我们因个子小没安排上高炉，也没安排去拉板车搞运输，而是被安排在山上往输送槽里搬矿石，每人发了双粗帆布手套，这就是唯一的劳保。四人一组每天爬到半山坡上，将挖出来略带暗红色、各种形状不同的铁矿石搬到输送槽，槽是圆木做成的，外钉厚铁皮，顺山势而架，搬上去的矿石则顺势溜到下一阶梯。开始我们还都很庆幸，觉得我们算比较轻松。但时间一长天气越来越凉，毛毛细雨加上秋风一吹，冷飕飕的，只有一个斗笠不遮风雨，经常衣服的后背和袖子都是湿的，那双手套早已破了。每一级是个平台，上面的矿石下来后要用小推车装上推到往下的输送槽前，然后搬着湿漉漉的矿石往槽上放，搬不动就要抱，弄得胸前和衣袖都是湿的。矿石磨破手指挂破皮，甚至砸了脚那都是平常事。输送槽是接力式，上面的矿石下来了你不赶紧搬就会越积越多，所以根本离开不得也休息不成。到这个时候我们倒羡慕起炉前的高中部同学，他们累是累一点，但是至少不受风吹雨打，而且炉前还挺暖和。也羡慕担任运输任务的29班、30班和初三年级的同学，表哥英明在28班，他们每天虽然跑的远，他们拉完就可以休息，更主要他们还很自由，可以到山上摘“救兵粮”（一种野生果）等各种山果吃或者挖葛根来嚼。#p#分页标题#e#
      

因为那时候吃的也很不好，远远不如在铁炉冲修公路那时候。全社会的生活困难时期已经开始，我们那么重的劳动也仍然只是每餐四两米一钵的米饭，菜也是越来越差，有时因下雨道路不好，所买蔬菜没运进来时，伙房大师傅只好去检农民收过红薯后遗弃在野地里的干红薯藤，用水泡软后切碎放点辣椒就是菜，在炒过菜的锅里放上水，撒一把盐烧开就是汤。因为我们是在铁厂工人食堂搭伙，那些挖矿石工人也是如此生活。吃的这些东西没油水，所以每人饭量越来越大，每餐根本吃不饱。后来在同学们中间流传推广了一个吃饭方法：开始先喝汤，喝得差不多再吃饭，这样将一钵米饭狼吞虎咽吃下去后，才觉得算是吃饱了。有些同学还偷偷跑到双江桥供销社去买饼干来充饥，而我们一些家境贫寒的同学那有钱去买呢？只好抗着，最多是吃饭时多喝些汤。

     四

1960年春天，按常规我们是初中三年二期，期末就要参加中考升入高中，当时同学们都抓紧时间，紧张的进入全面复习，准备迎接中考。有一天，学校突然宣布教育局的通知，说是为贯彻上级教育改革的精神，今年准备搞直升试点，就是在今年即将毕业的三个初三班中，选部分学习成绩好、政治现实表现好，家庭出身好的学生，不用考试从初三第二期开始，直接升入高中学习，但要本人自愿申请。同学们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纷纷写申请书，争取直升，尤其是那些所谓根正苗红但成绩不大好的同学还四处活动，找班主任或熟悉的老师，要求直升读高中。但我却一直很沉默，因为家境困难，我一直只想考中专或中技诸如卫校、邮电之类的学校，早点参加工作，帮助父母挑起家庭生活重担，所以对继续读高中并不感兴趣，以致到最后我也没写申请。但在校方公布名单时，我的名字还是赫然出现在红榜上——分在高11班，同班的有朱椿萱、伍德成等我童年时代的朋友，也有阮吉汉、张碑生、郑大柏、罗宜元等初31班的同学。初三才上的高中。
      

直升高中的同学们都很高兴。但我却心事重重的回去告诉了父母，父亲当时没做声，母亲沉默了一会后奋然的说：“伢几，既然学校看得起你，你就去读，娘累死累活再困难也要供你”。见母亲表了态，父亲也表示支持。我见父母表了态，心里也总算好受点。亲戚们听说后都纷纷支持母亲，都说：“就是的呀，人家考都考不上，你的崽都不用考，学校就直接保送读，这样的好事到哪里去找？就是再困难也要支持他。”母亲见亲戚们都夸我，心里别提多高兴，做临时工的劲更足了。

我们两个直升班的处境实际也很尴尬，当时都是秋季招生，而我们却提前于春季进入了高中课程，当同班级的其他班和其他学校的同学在忙于考高中的复习时，我们却已开始了高中课程的学习，到秋季开学其他新进高中的三个班开课时我们已进入到高中一年二期的课程。以致我在1961年7月参军填入伍登记表时只好填上∶高中一年半。
      

1961年夏季征兵，县武装部就将征兵重点放在了几个中学上。我们班团支部书记罗明德第一个写了申请书，在全班引起了轰动，在他的带动下，全班男同学都写下了应征申请书，也包括我。第一批参加体检就没有我，而罗明德等同学不仅参加体检，还初步检验合格。这下在全班掀起了小小的波浪，不仅罗明德本人既不复习也不参加七月份的期末考试，因为罗是团支书在班上人缘好，好多同学尤其是女同学都到宿舍去看望他，送纪念品、相片的真是川流不息。我那时因为年纪小，不懂得这中间除同学友情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只觉得很热闹。
      

但就在期终考试刚结束，有天钱富球同学突然跑到家里来通知我到武装部报到参加体检。我当时感到很意外，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不是没有我吗？后来才弄清楚，第一批体检初验合格的同学经最后综合复查时有好多人不合格，其中就有我们班的罗明德。人数不够，就在原报过名政审合格的同学中挑选一批来参加体检，其中就有我和钱富球。七月中旬的一个清晨，伍德成告诉我，我俩都验上了，叫我一起到文化宫县招待所去吃饭。从此，结束了我在禹家院子的生活，走出了桃花坪，走向了外面的世界，也揭开了我人生中崭新的一页，开始了我长达四十年的军旅生涯。
      

在离家之前的短短几天里，我很忙，办手续，领新军装，全家照相，到亲友家告别，还把那晚饭后总跟在我身后的小鹅送到舅舅家。繁忙之中我还抽空到学校去了一趟（因为学校早已放假，此前只有留校的老师和我们当年参军的32名学生一起照张合影就算送行了），遗憾的是没见到班主任欧阳印老师,他提前离校回家了。在教室里，想到自此将永远离开这间教室，离开这原本属于我的座位，连那平时一脸严肃的班主任欧阳印老师，朝夕相处风华正茂的同学们再也见不到了，我心里一酸，最后在黑板上写下了∶同学们，再见了！
      

现在，我还经常回想起那短暂的高11班；那很有特点、个性十足、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的初31班；那在讲台上拉着长腔、摇头晃脑、抑扬顿挫的讲解毛泽东诗词，将我带入喜欢古典诗词世界的张局老师；那个浓重新化口音、性格泼辣的陈平老师；那些青春灿烂、朝气篷勃、大多数同属猴的男女同学们：如黄渊亮、罗子英、张碑生、钱书全、张次永、丁志吉、丁志亮、邓湘文、戴泽湘、夏清发、张兴隆、龙菊凤、王春英、范满金、陈余英、李月桂……他（她）们那少年时代清秀的面容还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